2021年10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缩小贫富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共同富裕也直接表现为贫富差距的缩小。但是，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缩小贫富差距也不是消除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差距。共同富裕允许差距存在并且长期存在，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把差距控制在社会合意的水平。

一、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公共消费（服务）差距是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也表现为消费差距。收入、财富和消费之间是相互循环的关系。高收入者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进而又能产生更多财产性收入。收入差距导致个人消费差距，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差距，造成能力差距，能力差距又是初次分配差距的直接起因。公共消费差距与个人消费差距正向叠加会扩大社会收入差距，逆向叠加则会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能力差距→收入差距”的循环中，公共消费（服务）具有调节器的作用。若嵌入负反馈机制，可缩小贫富差距；若嵌入正反馈机制，则会扩大贫富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公共消费（服务）差距是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在收入与财富的循环中，税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两者的关联性。对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可以改变财富的积累速度，遏制收入与财富循环产生“马太效应”。但从动态来看，这种针对收入流量的调节效果是递减的。如果过度使用，将损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要素所有者的能力是获得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的基础，是初次分配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再分配不起决定性作用。只要能力差距没有改变，分配差距依然会在收入分配循环中再现，并不断扩大。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确定性结果：一是消除两极分化，二是在短期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公共消费来改变个人消费差距，比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来改变收入差距的效果更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社会基于自愿的第三次分配产生的作用与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是类似的，可以弥补政府财政兜底的不足。

二、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发展是第一位的。贫富差距只能在发展中缩小，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换而言之，要分好蛋糕，必先做好蛋糕、做大蛋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财富的增量上改善分配是一种温和的方式，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分配预期”，形成共同做大蛋糕的动力。但如果没有发展，就没有增量，就没有改善分配的余地和空间。这体现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力决定包括分配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每个人物质生活条件差不多。人的发展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自然提升。物质条件是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和手段，而不等同于人的发展本身。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解决人的生存所需，可以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的异化”风险却始终存在。人的自身发展跟不上生产力发展，人被物质财富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物质财富。这种现象阻碍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我们着力防范。